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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鸿源:那段我在台大当教授的日子

分类:D生活家 编辑: 时间:2020-07-17 点击:167次

自从1986年2月到台湾大学任教,至今已匆匆二十六寒暑,几乎人生一半的时间都在这个校园里度过。

二十六年来,台湾从解除戒严,经济起飞,跻身已开发国家之林,然后又掉入一波波的国际金融与政治风暴,耗尽了二、三十年来全民努力所累积的本钱。个人也从青涩的年轻客座副教授历经升等,三度借调到省、县及中央政府服务,现已忝列资深教授之列。对这个陪伴我近三十年的校园人、事、物,有着非常深刻的印象及浓得化不开的感情。

在初、高中就学期间的1960年代,台北的运动场地非常有限,我有许多个週末及黄昏,都是在台大校园里度过,从足球场、棒球场、排球场到篮球场。当时校内的建筑物比现在少很多,运动设备也非常阳春,印象中新生南路旁还有一条瑠公圳,校园附近仍可看到一些乡村景象。

我初高中时期的功课非常好,总觉得考上台大,成为这学校的一份子是理所当然。但事与愿违,这个愿望终究未能达成。直到1983年年底,在美国博士论文答辩完成后,陪同恩师爱荷华大学水利试验所的甘迺迪(John F.Kennedy)教授到台大演讲,无心插柳地促成了我到台大任教的机缘。

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,也因此和这所学校结下了一生不解之缘。

1986年的台湾大学,仍是一所非常传统的老式大学。我所服务的土木工程系及水工试验所,非常注重伦理,强调长幼有序,资深教授和年轻老师间有一套不成文的法则规範。土木系各组分别由几位大老用家长式的方法领导,从资源分配、升等到新进人员聘任,都很有默契地照着一定的节奏进行。

虽然偶有杂音,但最后总会回到原来的轨道。那时正是台湾经济起飞的初期,大学也因此有足够的经费开始大量招收新血。所以目前学校里的同仁,多是和我同一时期晋用。

因为大家都还年轻,也刚加入这个团队,彼此间没太多厉害关係,相处得非常融洽,每天中午一起用餐,交换研究及教学心得,当然免不了聊聊校园里的是是非非,也因此几乎吃遍了公馆附近的大小餐馆。加上当年台湾经济正在起飞,出国参加国际会议的经费非常充裕,每年出国开会更是呼朋引伴,大伙儿的足迹踏遍欧美大陆,有些旅程的点滴至今仍印象深刻。

这两天看到电视新闻报导义大利威尼斯淹大水,不禁回想起近二十年前去佛罗伦斯开会,顺道造访威尼斯。一群教授走到精疲力竭,倚在圣马可(St. Marcos)大广场教堂的柱子席地睡了一觉。醒来时,已是华灯初上,环绕广场餐厅的乐队轮流演奏,流泻一地的古典音乐,我们就这样席地而坐,欣赏了一场与众不同的音乐会,才依依不捨离开。

同行的水资会吴建民主任委员已作古多年,较资深的几位同事也退休了,只剩我这位「白头宫女」,还无法忘情于天宝旧事。

新进的年轻教授都有相当大的升等及授课压力,一天二十四小时永远不够用,除了睡觉外,几乎都在研究室及实验室中度过。做实验、分析数据、写论文、备课。当时年轻,在国际水利界没有什幺人脉,更遑论名气,加上功力也确实不够扎实,文章被国际期刊退稿是家常便饭。一篇好的期刊论文,从开始写作到被接受刊登,耗上一、两年是很正常的事。

还记得当年从稿子寄出的那一天开始,我的心就一直悬着,眼巴巴地望着信箱,期待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(ASCE)那熟悉的牛皮纸袋到来。过了三、四个月,终于盼到了回音,用颤抖的双手打开邮件,仔细阅读评审的每一个意见,被退稿的沮丧及被接受的喜悦,毕生难忘。

所为何来? 争的不过是自己的研究成果被认可,以便在履历表的着作目录上多那幺几行字,期盼在升等评比时获得委员的青睐。

那真是一段辛苦、但充实的岁月。那时台大的氛围和当时的台湾经济情势非常类似,正处在转型的十字路口,条件不十分充裕,但有朝气、有生机、有理想。研究室及实验室内二十四小时灯火通明,历经十多年累积下来,确实造就了不少国际知名学者,让台湾在国际研究领域上占有一席之地,同时培育了无数优秀的学生,在国内外发光发热。

大约从二十多年前开始,台湾吹起了一股民主风潮,从党外抗争、允许组党到野百合学运。「校园民主」同时吵得沸沸扬扬,系主任、院长、校长全改採普选方式产生,于是众所诟病的拜票、换票、甚至请客吃饭的选风,不自觉的在校园中瀰漫。

家长式的威权领导固然被打破了,但同事间的和谐关係也渐渐流失了。附近的餐厅再也看不到大伙的身影,大部分的人都缩回各自的研究室,埋起头做研究,不再过问校园政治。

学术论文没少写,但团队精神消失了。加上大部分的年轻老师都熬成了正教授,投稿及写作的压力少了,研究的动力也相对变小。又因为台北居大不易,经济压力成了每位年轻教授的沉重负担,于是外务多了,研究室及实验室不再彻夜灯火通明,那股向上的动力也明显减弱。

于是,老师抱怨学生功利且不用功,学生抱怨老师不务正业,大家共同抱怨学校的各级领导没把方向掌握好。一股不安、虚浮的气氛在校园里瀰漫着,像极了当时台湾社会的氛围。

二十年过去了,不论是台湾社会还是台湾大学,仍陷在这民主的陷阱里,挣脱不出来。眼睁睁看着时机及人才逐渐流失,国家及学校逐渐沉沦,这恐怕不是当初那群怀着满腔热血,鼓吹民主的前辈们所能预料的吧。

台大校园给人的一般印象,就是一座石砌古朴的日式校门,宽阔的椰林大道和两排高耸的椰子树。沿着椰林大道数栋日治时代建造的系馆,每一栋都代表一种欧式的建筑风格,古色古香,各具特色。

老建筑物屋顶挑高,冬暖夏凉,几乎不需要冷气。建筑物内到处瀰漫着一股古老木建筑才有的独特香味,至今仍忠实地扮演着它的角色,一砖一瓦,楼梯扶手,连栏杆的每一朵雕花、每一个细节,都精巧细緻。

行政大楼和文学院遥遥相对,所种的重阳木及凤凰木左右对称,代表着台大精神的傅钟,座落在两栋建筑物间的椰林大道旁。不知道当时有无请教过风水大师,但每次走过那附近总觉得非常平静、祥和。

有几栋农学院的系馆外墙爬满了爬藤,古意盎然,足可媲美国外知名大学的建筑,令那些国民政府来台后所盖的建筑物逊色不少,也因此许多像我一样的资深教授,宁可留在老系馆,也不肯搬到后来新盖的建筑物。

这几年台大校园的规划,在城乡所几位老师的协助下,有了不错的成果。舟山路封了,成为校园的一部分,生态池、实习农场及鹿鸣堂旁的徒步区,营造出一片非常具有特色的生活圈,成为校园里最有人气的区块。校园内新添了几栋摩登且亮丽的大楼,建筑师的水平高明多了,建筑物兼具现代感,美观又不突兀。

但相对的损失了几栋颇具特色的老系馆,其中最可惜的是那爬满长藤的老地理系馆,及那在春天时充满柚子花香的红土网球场。现在两个新的红土球场在老球场对面盖了起来,场地是好多了,但少了那一排柚子树,味道就差多了。

最近听说在大门口,原来人类学系旧址要再盖一栋大楼,引来不少反对意见。硬体建设固然重要,但就一座大学而言,教授和学生的素质才是最珍贵的宝藏。

又到了校长遴选期间,期盼台大能摆脱民主的束缚,以及各学院的本位主义,觅得一位能带领学校开创新局的大家长。

教授研究室的基本配备是成排塞满泛黄资料的木书柜,老而厚重的木书桌,老式的枱灯、老式的弹簧旧沙发,配上简易的木茶几。有的老师收拾得窗明几净,案上置上几支毛笔、砚台,古典而优雅,真值得在此室中消磨一生,但这毕竟是少数,大部分的研究室都是堆满了早已泛黄的资料、文章、上课笔记及报告,书桌仅剩下一小片桌面可供使用。

教授每日伏首于案间不自觉,一生的光阴就这样流逝了。回头仔细算算,到底留下什幺? 成就了哪些? 文章数百篇、专书几本、学生无数。产值多少?

微不足道。月领如此束脩,只有叩首谢恩的份,那能再抱怨。

常见教授退休后,除了少数较重要的书籍带走外,大部分的报告、资料依惯例会在走廊上曝尸几天,供学生及同事捡取,剩下的就全进了资源回收场。

又过个一年半载,一个有着亮丽学经历的小伙子,通过层层严格筛选,挤破了头,顶着你的缺进来了,接着你的棒、踏着你的轨迹,继续燃烧着他的生命,让台湾大学继续运作下去。研究室里,除了主人翁面孔不一样外,其他几乎不变。有你没你,日出日落,学校依然运作着,这就是教授这一行业的宿命。

很难体会一位退休老师,漫步在月夜的椰林大道上,看着曾经朝夕相处的研究室,灯仍亮着的心情。是该感伤逝去的年轻岁月,还是该推门进去鼓励后辈一番? 还是默默地继续走着,咀嚼那五味杂陈的複杂心情吧。

书籍介绍

《记那些波光与映像:李鸿源人生随笔》,时报出版
作者:李鸿源

李鸿源:那段我在台大当教授的日子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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